导语：

2025年3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调解室里，一位马来西亚籍当事人与深圳本地卖家在调解协议上郑重签字，当场完成54万元款项支付并提交撤诉申请。一场历时三年多、跨越国界的名表买卖合同纠纷，在鹏炬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甘雨书的专业调解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甘雨书

(鹏炬商事调解中心优秀调解员)

案情回顾

一封求助邮件牵出的跨境纠纷

2020年7月，马来西亚籍原告通过朋友介绍，向深圳一名从事二手名表生意的卖家订购了一只“理查德米勒010玫瑰金”手表，并通过在中国的朋友向卖家支付了525,000元全款。然而付款后，卖家以“需安排稳妥快递”为由，迟迟未能发货。从2020年10月起，原告反复催促，卖家先称手表将送至香港分店后寄出，后又称自己被海关扣留，由母亲代为处理。直至2022年，原告不仅未收到手表，连退款也无从谈起。

三年间，原告多次尝试维权。2022年9月，他委托中国律师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桃源派出所报案，但因证据认定问题未被立案。2023年12月，原告本人再次亲自到派出所报案，仍未果。期间，原告还曾向马来西亚驻中国领事馆发出求助邮件，希望以外交渠道推动案件查办。

调解破局

跨越语言与信任的双重障碍

2024年，原告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后，鹏炬商事调解中心派驻南山区人民法院的调解员甘雨书接手了这起案件。

这是一起典型的跨境商事纠纷——原告身处马来西亚，语言沟通存在障碍;被告一方因个人原因无法直接出面，由年迈的母亲代为处理;双方对“是否构成诈骗”各执一词，信任基础几乎为零。

甘雨书没有急于评判对错。她首先通过短信平台、电话等方式与双方建立联系，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在与被告母亲袁女士的沟通中，她了解到被告家庭的实际困难——被告因个人原因无法直接处理事务，母亲虽有心解决问题，但经济上确实存在压力。与此同时，她向原告详细解释了中国法律框架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路径，帮助其理性评估诉讼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甘雨书说。她一方面向被告方阐明，既然承认交易事实，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原告理解被告方的实际困难，在赔偿金额上留出协商空间。

案结事了

不只解“法结”，更解“心结”

经过多轮沟通，调解的突破口逐渐清晰——原告愿意在赔偿金额上作出让步，但要求签署协议当天必须完成付款;被告方虽资金紧张，但愿意通过筹款履行义务。

2025年3月5日，原告代理人、被告母亲袁女士及调解员齐聚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调解室。在甘雨书的主持下，双方当面签署了和解协议：被告方向原告支付54万元，签署当日完成付款。协议签署后，原告当场提交撤诉申请。

至此，这起历时三年多、跨越马来西亚与中国两国的商事纠纷，在诉前调解阶段得到圆满化解。原告通过调解拿回了大部分款项，避免了漫长的跨境诉讼;被告方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了纠纷。

“我经历了很多次失望，但这一次，调解员让我重新相信法律可以保护海外消费者的权益。”案件结束后，原告通过代理人向甘雨书表达了感谢。

这起案件的成功调解，体现了商事调解在处理跨境纠纷中的独特价值。跨境商事纠纷往往面临语言障碍、法律差异、证据认定困难等多重挑战，而商事调解以其灵活性、保密性和高效率，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诉讼之外的可行路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涉外商事调解典型案例时所强调的，调解这一“东方智慧”正在成为化解涉外纠纷、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权益的重要力量。

在《商事调解条例》正式施行的背景下，这起案件是深圳商事调解实践的一个缩影——它证明了商事调解不仅能够高效化解纠纷，更能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传递中国法治的温度与力量。